当下中国社会，实名制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，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运用。不必讳言，有些实名制的确荒唐，譬如买菜刀实名制，过度的维稳思维，导致了对实名制的滥用；而有些实名制则是很有必要的，譬如手机卡实名制。
有人说，在大数据的时代，现代人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金鱼。这样的说法固然有其道理，却又无法掩盖另外一个事实，即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隐身在社会结构的深处，干着作奸犯科的勾当。日常生活中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恐怕莫过于电话诈骗、垃圾短信、黄赌毒等有害信息的泛滥，甚至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流播。凡此种种，都与电话（手机）有关。手机这种信息文明的象征物，同时也成为信息犯罪的利器，规训发达却又失控的电信市场，引入实名制约束电话用户的信息行为，具有不容置疑的必要性。
正因如此，工信部《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》于去年9月1日开始施行。这项被称为“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”的规定，实施近一年来效果如何？本报记者调查发现，部分营业厅能落实“实名制”，但近一半售卡点不需实名登记购卡，仅提供身份证号即可买卡。
至少在昆明，电话实名制政策的推行难言理想，也不尽乐观。我们亦不能否认，实名制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电信市场的秩序，从此前的一地鸡毛，到如今的有限敬畏。实名制的推行，至少没有让情势走向恶化。但这样的效果，显然与实名制政策所负荷的内在使命相去甚远。
根据调查，在守法意识上，营业厅最好，售卡点次之，网络卖家最差。此种情形，与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有关，更与监管的强度有关。营业厅一般相对规范，管理相对严格，保证金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，在一定程度上令相关经营者不敢轻易越过雷池，否则违法成本将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。而星罗棋布的各处售卡点，因为数量庞大与游击作风而难以实现有效监管，违规的可能性很高。网络卖家则更是等而下之，如今互联网规管的羸弱，令这些网上卖家为了蝇头小利而铤而走险。
理想难以照进现实，电话实名制的践行掣肘多多。现在的问题，一是技术问题，从调查结果来看，穿过实名制防线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所谓实名制竟成马其诺防线；二是监管问题，所谓“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”浪得虚名，面对泥沙俱下的现实，监管仍显积贫积弱。事实上，一年来，我们从未见监管机构清查电信运营商的真实用户信息，而这与相关规定相悖。
技术壁垒失效，监管又云淡风轻，也就可想而知电话实名制执行的可怜效果。现实之下，不愿意遵守电话实名制的个人用户，有相当一部分心怀叵测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基于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恐惧—他们没守法，却未必是“坏人”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，实名制必须有一个孪生政策，即个人信息保护法。如果没有后者，则前者亦难以良性运转。
目前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严重滞后，而实名制倒是水银泻地，可徒有政策而不见成效如之奈何？拱卫电话实名制，除了坚固技术壁垒，提高监管强度，更重要的莫过于尽速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，令实名制获得良性运转的社会根基。
